星期二, 5月 24, 2022

 


蘋中信:歷史爭議只能空轉地延續嗎?


杭之  2020-8-27      《蘋果日報》



         游錫堃接任國會議長以來,幾次提到立法院遷建,上星期他又說了。這是個問題,爭議不休的問題。從 1980 年代末國會尚未全面改選時,這問題就在討論。歷經四位院長、三十餘年,幾經討論,展開選址、設計規劃等作業,迄今空轉。


        眾所週知,立法院之所以侷促現址,是當年蔣政權逃難過渡心態下的安排。最能反應這種心態的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連國家根本大法都可以「臨時」了,作為蔣政權背書單位的「立法院」只好將就點。到了「動戡」終止前夕,遷址正常化的想法就出現了。然而,即使「動員戡亂」都已終止快三十年了,以擺脫「臨時」、訴諸「人民主權」為導向的國家正常化,跌跌撞撞推動著這個國家的進步,滋養著公民社會的壯大,代表著「人民主權」意志的國會,卻還是那個逃難落腳的歇腳處。


        當然,「人民主權」意志不一定要用雄偉的建築來呈現,但就像尼采說的「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建築、空間布局的背後,有著複雜的意涵,它記憶著歷史、更可能創造著新的歷史表現與記憶。上世紀結束前,我想沒有什麼人會對那個侷促的空間,在那半個世紀的台灣歷史中有什麼了不起的記憶。不只是那個空間,還有那個空間裡的作為。


        時空在變,環繞著時空的一些意義氛圍也在變。「正常的」全面改選後,雜多混亂的、有著意義創造的形貌與氛圍出現了,甚至外溢到「太陽花」這樣的公民運動,都在這個場域上演。舊的、臨時的、侷促的場域空間已經不能承載「人民主權」意志的展現。一個新的、能承載這些紛雜的意義創造、有活力之意志展現、包容之意志折衝的新空間場域,是這個要正常化的國家、社會需要的。


                                翻攝自網路文章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7885/1304412



        「轉型正義」的議題開始熱起來後,「中正紀念堂改成立法院」成了一個話題。這選項其實在 1990 年代就已經有人提過,只是曲高和寡,激不起連漪。二十幾年前,我兩度企畫在立法院開公聽會,討論這個議題,其中一次,《空間》雜誌還刊登全程發言記錄。當時我們(幾個立委聯名)提出的構想是把立法院遷到中正紀念堂現址。這當然是有所考量並經過嚴肅的專業諮詢評估而提出來的。


        這建議的核心意涵是希望以新的民主公共空間翻轉都市新地景。中正紀念堂的形制是帝王陵寢建築,象徵的是蔣氏王朝的威權統治。這個提議希望藉由象徵「人民主權」意志的立法院的遷入,將此地的空間意義給予重新的詮釋與翻轉,使其成為展現人民力量的民主公共空間。


        不僅此也,威權時代建成的中正紀念堂,匯聚錯綜複雜的對立意識,有景行其空間意涵者,有敵視其空間意涵者,族群的、政黨的、歷史的對立意識都潛存在這詭異多樣的空間意涵下,不易真正解消、轉化。在新時代的台灣,唯有通過民主大和解的轉化,才有機會化解這些潛存的對立意識。如果能通過民主協商的共識,將原來具有帝王封建空間意涵的中正紀念堂,轉化成涵容各族群、政黨、歷史情懷的國會園區、人民廣場,我們才能真正摶塑出新台灣的意義創造,讓台灣成為立基在自由民主之公民社會的正常國家。


       如果說,我們到頭來還是只能各持己見,殺伐異見,那麼,再過 xx 年,我們還是只能刺目的看到這個首善的現代城市中心矗立著前近代的帝王陵寢。那是我們的歷史記憶?那是我們的精神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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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 23, 2022

 


蘋中信:從李前總統身後想到轉型正義


杭之  2020-8-13  《蘋果日報》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7 30日辭世,享耆壽98歲,各界咸表哀思,推崇其致力台灣民主轉型之勳積。政府與家屬商議後決定,李前總統將長眠五指山國軍公墓特勳區。對此,有一些聲音。有說應照李前總統生前遺願,遺骸火化撒在玉山上,與台灣永在;有說軍人公墓是舊體制的墓園,台灣已走出舊體制,怎麼又把他推入舊體制的墓地?另一面則從「反李」著眼,說李前總統是「去中國化」的推手,五指山軍人公墓充滿「中國」意象云云;還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情緒發洩就不值一哂。



五指山國軍公墓是國家軍人公墓?還是充滿「中國意象」的舊體制公墓?
圖為花費三千餘萬公帑、閒置17年的「蔣陵」。
翻攝自網路新聞: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982471



        這不很大的聲音或許「水波不興」,但也投射了當前社會還沒結疤之撕裂傷痕的隱痛。一方追求的「正義」,正是另一方以為的「不義」「背叛」等等。滾滾江水浪淘盡,也許只有在歷史的長河中才能理得清這些糾葛。


        回看李前總統這些爭議,焦點是「轉型」,民主轉型,一個「典範」轉移到另一個「典範」。從威權秩序的典範轉型到民主秩序的典範。當威權統治者必須制度性的鬆綁過去存在多時之制度性控制,從而不得不修改他們自己定下來的規矩時,轉型的時刻就到了。蔣經國去逝前決定解嚴就是這樣的標誌。雖然是情勢所迫,但仍值得肯定。而接下來挺住大方向,抗拒回潮的逆流或混亂的崩解,跌跌撞撞建立起當下的民主秩序,正是李前總統身後被稱道的勳績。


        「轉型」不是「革命」,因此沒有一個全新的「革命秩序」,許多舊事務夾泥沙而俱下,因此會有不滿的;許多舊體制殘遺被拋棄,許多舊事務在轉型過程中浪淘盡,因此,也會有不滿的。然而,我以為,李前總統穩住驚濤駭浪、把穩舵的價值核心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這其實就是「民主」的價值核心。從這核心展開,許多是非大概也都可以理出一個頭緒。


        李前總統推動了民主轉型,但民主轉型並不是完成了,而是繼續在歷史實踐中摸索前進。外來的威脅,特別是來自中國皇權大一統專制的威脅不必說了,台灣社會因轉型帶來的撕裂傷痕,更是隱形的內在威脅。來自內外的威脅都將影響台灣民主轉型的完善。以民主轉型最後一步的轉型正義來說,一方可能說怎麼躊躇不前,一方則說是搞清算鬥爭。其實,轉型正義是要得其「平」,從另一個歷史的高度來辯證地超越對立。


        以矗立在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來說,怎麼說都不能否認那是皇權專制主義精神下的陵寢建築,是專制威權主義的象徵。轉型正義聲浪高漲以來,如何處理這個特殊的建築,就有很多爭論。可以想見,如果不能從歷史的高度來處理這問題,可以大膽預言,在這個充滿民主活力的現代城市,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仍然會矗立著象徵皇權專制精神的前現代陵寢建築。這將是這個民主首都可笑的尷尬!


        二十幾年前,我在立法院曾辦過兩場公聽會,提議將整個園區轉型成為國會園區或「人民園區」,將代表人民意志與力量的國會遷入,以正在運作之國會憲政機制為主體,輔以設立「憲政博物館」,以每位總統為單位,將兩蔣以來從所謂「憲政獨裁」(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到民主化以後憲政體制之實踐,提供歷史展示。


        這樣的提議當然只能是「空留紙上聲」。所幸在網上看到年青一代也有同樣且更專業的提議。李前總統身故,有人提起建「紀念圖書館」,我想,殊途同歸,這些都是在思考怎樣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核心價值上,深刻地實踐「民主轉型」這一未完成的方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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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5月 21, 2022



 

真能告別「代幣」議會?


                                                                              杭之  2020-4-9




        立法院有個很奇特的制度,國是論壇。院會開始時由抽中籤的委員無範圍的就他想講的事發言。可談時事,亦可批評行政部門,甚至抨擊與立委職權無關的人事物,後來道具、唱歌、表演都出籠。他們說,這是「反映民意」。但從上一屆國會開始,朝野立委就有人倡議廢掉。說已無實質意義。確實,新媒體時代,表達民意的機會與管道,每週兩次抽中籤講三分鐘的「國是論壇」,恐怕連雞肋都不如。


        這一屆國會新議長產生後,標舉首要工作方向之一是「致力提升國會功能」。一般意義上,代表被統治者之議會,是對行政權支配最低限度同意與否的手段。所以說,行政權向立法機關負責,後者監督前者。這是教科書上的常識。但歷史的現實不是這麼單純。


        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在離世前幾年寫下長達十萬言的〈新秩序下德國的議會與政府〉,一開始就指出當時德國議會制的現狀是俾斯麥長期支配留下的遺產。他區分兩種型態的政治,一種是強議會,一種是「代幣」議會制(“token” Parliamentarism)。前者是他心目中健全的議會制,「積極政治」的基地,像英國那種;後者是只能消極地通過或反對行政權提出的預算或法案,或者只能對行政權提出批評抱怨,被排除於對政治事務之走向的積極參與,「它只能得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信息,並被視為障礙,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吹毛求疵者以及自認為無所不知者之集會」。韋伯論斷道,「一個只能訴諸消極政治並面對一個支配性官僚體系的被統治者的議會,意謂著這是威權國家(state of the authorities)的變種」。


        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1964 - 1920)


        借用韋伯的思維,我們不也可以說,我們議會制的現狀是蔣家統治長期支配留下的遺產嗎?即使民主化已三十年,但韋伯反省俾斯麥統治遺產的具體後果,「代幣」議會、消極政治之種種,儘管時空皆異,我們看了,不也心有戚戚?


        民主化之前,「萬年國會」根本連「代幣」議會都稱不上。當時算是最高民意機關的省議會,不就生動的展現「代幣」議會的諸多面貌嗎?後來增補選的「國會」有些「議會」的成分了,但省議會裡諸多「代幣」議會的要素也出現在還沒全面改選的國會,甚至全面改選後的國會。盍各言爾志的國是論壇、機智問答的總質詢庶幾近之。


        要說民主化以後的立法院是「代幣」議會,也許不公平。但平心靜氣想,不也還有不少其要素的殘遺?本質是「吹哨」的所謂「監督」,或許是當前立法院最大的功能,這當然可能是「積極政治」的一部分,但不必然是「積極政治」,也就是對政治事務之走向的積極參與。「吹哨」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功能,但在當前「監督式民主」已成主流的情形下,「吹哨」不必然要議會來作,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權力監督機制也會發揮更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們監督著政府的一舉一動,官員的廉潔和腐敗,權力的分配和濫用。


        相反的,在「積極政治」下,議會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不同的利益、意識型態、政治意志,在議會運作的政治過程中尋求制度性的妥協,從而形成新的規範、制度,決定著下一階段政治事務之走向,並對之負起政治責任。「監督式民主」的最後階段除了吹哨、防腐外,新規範新典範的形成是最後一里路。議會是這整個政治過程不可少的積極要素。


        廢掉國是論壇,也許是告別「代幣」議會的一步,但要「提升國會功能」,就看能不能真的告別「代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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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5月 20, 2022

蘋中信: 施暴就能阻擋去蔣嗎?


                                                                     杭之  2019-1-24   《蘋果日報》



        文化部長鄭麗君日昨出席演員春節餐會,敬酒時突遭所謂資深藝人施暴。施暴者事後還振振有詞說鄭麗君推動廢除中正紀念堂,本來想打她兩巴掌,想了好幾個月、「我只賞她一巴掌,真的太便宜她」,還說她是代表許多跟她一樣想法的人打的。令人訝異的是,前國民黨主席郝龍斌竟在臉書上聲援,說這一耳光是「官逼民反」,還說了一番「道理」,歌頌另一樁「私刑正義」。


        這些行為與想法讓人目瞪口呆,特別是國民黨郝前主席的論調,說明法西斯的幽靈徘徊不去。他指控「民進黨一連串文化刨根洗腦、去中國化,數典忘祖」,是另一種「不見血的血滴子」,更是思想上的暴力霸凌。


        暫且不管這籠統的指控是否言之成理,事情有一面就有另一面。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蒙田說「在比利牛斯山的這一邊是真理的,到了那一邊可能就是錯誤的」。所謂「真相」或「真理」是有很多面的。出身高階軍人家庭的郝前主席去過景美軍事監獄改成的人權紀念館嗎?去過綠島嗎?你摸過這兩個地方長長的、冰冷的大理石紀念碑上一個一個曾被「見血的血滴子」傷害過的名字嗎?你讀過柏楊寫的、刻在綠島人權紀念碑上的詩:「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嗎?



                    景美軍法處看守所改成的人權紀念館之受難者紀念碑(部份)


        這些可都不是抽象的、籠統的故事,而是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或者講了幾句話、看了幾本書,或者翻譯個大力水手的漫畫……,他們不只被「霸凌」,而且被囚禁、人生轉了個軌道,甚至不幸被一個人的朱筆一勾,生命就沒了。而這背後,多少哭泣的母親?多少破粹的家庭?這些,你會理解嗎?在那個年代,很多是不能碰的,而且能不能碰不是你能決定的,而是一小群人決定的,你碰了,二條一(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


        民主化以後,社會訴求對那段歷史的轉型正義,讓那段歷史關鍵者的歷史定位回歸歷史。這也許你們不認同,但怎麼就是「刨根洗腦、去中國化,數典忘祖」呢?就算藍營在野的時候,你們的不認同,你們什麼同心會之類,也不會「二條一」,怎麼就是「思想上的暴力霸凌」?怎麼就是「官逼民反」了?難道說,是非真理對錯就只能你們說了算?


        歷史的原因,當前台灣社會是撕裂對立的,轉型一定帶來緊張衝突,但不轉型,將使過往的種種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每一新世代的人的頭上。過去二十年來,我一再提出一個意見,建議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民主的國會園區,讓尊崇帝王格局的陵寢建築、一個威權的前現代空間,轉型為「民主的劇院」、「人民的場所」這樣的現代性空間,而蔣家近半世紀的統治也能在合宜的規劃中,合理回歸那段江流石不轉的歷史歲月。那將是民主化歷程的一個標竿。


        真相的認同最終還是取決於人們的共識和信任。就如二戰時被迫流亡的猶太思想家 H. Arendt 警告的,真相是專制的,單邊的真相有著潛在的暴力力量。所以,她認為,只有通過持續的相互寬宥,才能從人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出來,讓寬恕者與被寬恕者都從行動的後果中解放出來,並且用承諾來約束自己,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


        「民主的劇院」、「人民的場所」會是這安全的島嶼嗎?能建造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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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 19, 2022

 「轉型正義」中的中正紀念堂


                                                                    杭之  2018-10-4



        促轉會的風暴還沒止息。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三度杯葛,執政黨同意賴揆施政報告時向社會致歉,並成立專案小組釐清真相,立法院也成立調閱小組,針對本案進行調查。


        這兩個小組最後會交出甚麼成果?會不會各說各話?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看來也不知道。有些人希望這盤棋弄亂了最好。有些人則會繼續講一些大概念。最後,一份報告?一些讓人搖頭的「轉型」?一些……。真的不知道。


        對走過半世紀威權統治的台灣,「轉型正義」是很嚴肅的課題。錯綜的內外環境與我們自己內在的精神狀態,使得這議題走得跌跌撞撞。長久以來,在我們社會,對我們走過的歲月,魯莽的樂觀與輕率的絕望都存在。或者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或者像是正義不知能否伸張般冤屈。


        上個世紀,親身經歷一種新型統治型態的政治哲學家 Hannah Arendt,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說,她寫這書所針對的背景,就是魯莽的樂觀態度與輕率的絕望。她嚴肅的提出要用理解的態度面對時代的中心事件。她說,「理解意味著自覺地審視和承擔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負 ── 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如果有這種嚴肅的態度,就不會有「張天欽們」魯莽自負的作為,也不該有見獵心喜的政治上綱,當然更應該能謙卑地反躬自省。應該要能自覺地審視和承擔起時代壓給我們的重負。然而,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承擔起「轉型」這個重負?是否已經能自覺地審視這個時代的重負?


        我們面對之時代中心事件的重負是沈重的。背後牽涉到很多深遠的倫理、政治、社會問題的判斷,真相、寬恕、報復、和解……,沒有一樣是簡單明瞭的。我們社會對此有基本的戰略性思考嗎?要達到什麼目的?要走那一條路?這樣能達到目的嗎?可行嗎?看起來好像不很清楚,模模糊糊的,乃至分歧矛盾的。


        舉個例子。《促轉條例》規定促轉會要規劃、推動「清除威權象徵」。在台灣,最大的威權象徵是中正紀念堂。那要怎麼「清除」和處理?當然會有人主張「夷為平地」。促轉會發言人受訪被問到這問題說,還在討論,依目前共識,不會夷為平地,威權的歷史記憶必須被保留及傳述。


        針對這個說法,文化部說尊重。他們將提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法草案,促轉會的說法不代表草案內容。這很清楚看出兩部會不是爭權就是意見不一樣。促轉會強調不夷平,文化部鄭重澄清。難道要夷平?看來也不像。該組織法只有 5 條,有 3 條是規範行政事項,如果要夷平,組織法當然就不必存在了。那文化部葫蘆裡賣什麼膏藥?看來是兩部會在交換意見時有不同看法,或者各搞各的。


        令人憂心的是,講了很久要在年底提出「修法草案」的文化部,迄今還在就「是否轉型」「如何轉型」進行工作坊等幕僚作業。在這個議題上,紀念堂有不轉型的空間嗎?如果要轉型,組織法要怎麼修?主體的兩條還在嗎?法的名稱還是一樣嗎?如果連基本的形式要件都這樣錯亂,你相信會有政治、社會、倫理上的戰略性思考嗎?


        這可能才是「轉型正義」所該面對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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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5月 18, 2022

 

蘋中信:三談中正紀念堂的轉型


 杭之  2018-7-26   《蘋果日報》


        前些天,718日,是曼德拉百歲冥誕。每年這一天也是聯合國定的曼德拉國際日,以表彰他對和平文化與自由的貢獻。他最了不起的是從被壓迫與仇恨中淬鍊了「和解」的價值,並且以行動來落實,化解種族仇恨、解決種族衝突、走向種族和解。他曾說,當他走出囚室時,他已經清楚,如果不能把怨恨留在身後,那麼他其實仍在獄中。他相信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奪走別人自由的人是被偏見和短視的鐵柵囚禁著。


                                               納爾遜·霍利薩薩·曼德拉1918 -2013]






        兩天後,當年黨國為紀念蔣介石而興建的「中正紀念堂」,遭到獨派青年潑漆抗議,有人叫好,有人辱罵;同一天,幾個月前在慈湖向蔣介石靈柩潑漆的青年學生到法院應訊時也遭人噴漆攻擊。這類事情不是首例,過去已經有好幾次。


        簡單說,這是一些人視「中正紀念堂」等的存在為「威權象徵」,欲去之而後快;而另一批人則視之為「精神象徵」,要保之護之。這一來,就更加蓄積仇恨與衝突,族群、認同等問題就更加撕裂,社會信賴更加脆弱。這說明了解嚴三十多年來,我們還沒有嚴肅面對、處理威權遺緒的相關問題。


        「促轉條例」通過後,「清除威權象徵」這個任務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這也正是衝突的可能燃點。它蓄積著衝突雙方錯綜糾結的能量,如果處理不好,不要說「和解」,連起碼的互信都不存在。我們社會這些年來不就可以嗅到這種不安的氣息嗎?因此,要怎麼處理這個敏感的問題,恐怕要很審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這是血與淚浸泡出來的平凡的智慧。曼德拉用行動讓平凡變成不平凡。


        也許,「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是一個契機。你可以將之移除,但你無法消除另一方不滿的能量。就像國外許多例子,成功的轉型,不是報復,不是清算過去,而是要記取歷史的教訓,釐清真相,更重要的,要著眼未來。


        台灣能走到今天,能談轉型正義,是我們跌跌撞撞的撞出了民主這條路。台灣要有未來,還是要民主,要奠基於成熟公民社會、自由法治基礎上的民主制度。環繞著現在這個吵吵鬧鬧的民主框架,我們必須建立基於公民意識的有序政治社會秩序。在這秩序下,我們基於「普適性原則和共同人性」和解,共同建立屬於「我們人民」的政治共同體歸屬。這是一個歷史實踐的課題。


        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立法院,技術上沒問題,關鍵是政治。這個提議是要將「威權象徵」的帝王陵寢建築轉化為淬鍊「和解」的民主場域,是人民的殿堂,是人民的廣場。在那裡,有利益的角力較量,有公民社會內多元價值的爭論,有自由法治下的法律鬥爭。但是,最終都屬於「我們人民」的政治共同體。


        如果能這樣,我們也許可以創造歷史象徵意義的翻轉,將「威權象徵」翻轉為「民主象徵」。這樣的翻轉不是清除威權,而是記取我們曾經有過威權;不是清算,而是儆醒。那樣的場域是用來化解仇恨、解決衝突、實現和解的歷史實踐場域。


        我們會有機會這樣翻轉嗎?不知道。這要歷史的高度、歷史的視野!


(系列之四   本文原題〈再談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今改題〈三談中正紀念堂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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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 17, 2022

 


蘋中信:再談「中正紀念堂」轉型問題


          2017 - 12 - 12  《蘋果日報》




             「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問題陸陸續續被議論很長一段時間了。幾個月前,文化部啟動轉型的「社會討論計畫」,希望透過工作坊、公民討論等所謂「審議式民主」來凝聚共識,以供修法之資。上周,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重點,除政治受害者的除罪化,就是威權象徵的清除。「中正紀念堂」首當其衝。


        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很特別,大約三十年的進程,基本上是由原來威權統治的政黨主導,加上許多歷史的、現實的原因,社會是撕裂的,轉型的樣態也很怪異。最主要的是,造成非常體制下諸多不義的威權統治者,仍然被以「國家」規格尊崇紀念。帝王陵寢格局之「中正紀念堂」矗立台北市中心,且隱然成為社會政治秩序之重點區位,就是表徵。


       由於社會是撕裂的,怎麼處理「轉型」是一個大問題。照條例條文,像「中正紀念堂」這種以國家規格來尊崇威權統治之象徵存在,「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你可以移除,炸掉拆掉什麼的,恐怕多數人不會覺得好,爭議對立也不會小。你可以改個名字,什麼自由廣場啦,什麼民主公園之類,但陵寢建築還是陵寢建築,矗立在那裏,精神不死。至於「以其他方式處置之」,可以弄得瑣瑣碎碎,也可以弄得有點格局。


        不管要怎麼「轉型」,全局的「共識」本來就不容易。以文化部剛開始辦的工作坊,首場討論一整天,竟然只對圍牆及動線改變較有共識。以後換另一批人的討論會怎樣不知道,但如果都只能討論出這一類技術性問題的共識,那出來的方案就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面貌了!


        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要怎麼定位這空間。除非消滅原來的空間,讓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否則,就必須有一個戰略性的、方向性的構想,從尊崇帝王的陵寢建築,要「轉型」成什麼樣的空間?這是主事的有司要拿出來的方案。如果只是瑣碎的一些調整,或是「唯名論」地弄一些文字名字的改動,那最後極有可能「轉型」成一個四不像的奇怪空間。


        從上世紀末,一些可能的構想方案曾被提出,其中一個構想是將「中正紀念堂」的空間規劃轉型為民主的國會園區。這個構想由許多人先後各自提出,我在立法院也為此辦過公聽會,撰文呼籲。但那時的政治形勢使得這提議只能空留紙上聲。


        在那非常體制下,一方面強調當時的時空是「臨時的」,一方面「人民的主體性」無足輕重,所以最高民意機構因陋就簡,將就了事。建築是權力的表徵。正如西方民主國家的例子展示的,成功的國會建築,不只是民主的劇院,更應該是人民的場所。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民主的國會園區,讓尊崇帝王格局的陵寢建築、一個威權的前現代空間,轉型為民主的劇院、人民的場所這樣的現代性空間,那將是民主化歷程的一個標竿。


        在這撕裂對立的社會,轉型一定帶來衝突緊張,但不轉型,將使過往的種種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每一新世代的人的頭上。就如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指出的,只有通過持續的相互寬宥,才能從人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出來,讓寬恕者與被寬恕者都從行動的後果中解放出來,並且用承諾來約束自己,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


                                     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 - 1975)
                                                


        我們的轉型工作,是要在撕裂氛圍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還是要停留在對立的無休止循環?這就要看轉型是瑣細的枝節,還是營造全局戰略性的轉型。


(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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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 16, 2022

 



蘋中信:認真尋求解決兩蔣的歷史問題

(杭之)     20170307日《蘋果日報》       



        70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台灣歷史傷痕的原點。1980年代末,禁忌鬆動,平反的要求高漲,終於在1995年台北的和平紀念碑落成時,時任總統及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代表政府致歉,但紀念碑有2年因爭議而「有碑無文」。其後的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都曾代表政府向受害者道歉。許多補償等相關的措施、立法也陸續施行。


        但相關爭議並沒有停止。雖然紀念活動年年舉行,轉型正義法制化的努力也持續,然而,一些令人憂心的爭端、甚至撕裂的跡像似乎隱隱浮現。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引發的衝突爭端更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


        這種不安,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社會內部的猜忌沒有化解的跡象。質疑轉型正義者覺得這是要清算;要求轉型正義者認為搞了半天,一直「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真相不明。這歸結到一個問題,蔣氏父子的歷史責任問題。二二八鎮壓屠殺的最大責任者是誰?緊接著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的最大責任者又是誰?對此,歷任政府都還沒有嚴肅地作出「政治性判斷」的處理。後者甚至連比較認真積極的對待都還沒有開始。


威權殘遺已常態化


        本來,歷史人物都會受到未必一成不變的歷史評價,缺憾還諸天地,功過後人評。然而,威權殘遺卻使民主化後的政府繼承一些殘遺秩序,而且有常態化之跡象。陵寢式建築的中正紀念堂矗立台北市中心,有似精神象徵,與幾個極權或威權國家「相互輝映」;由國家軍隊駐守的慈湖陵寢與大溪陵寢,到底是私家墓園還是國家的建置?公帑耗資數千萬元建築的「蔣陵」閒置超過 10年,只因家屬鬧意見。這種本該「塵歸塵,土歸土」的身後事,搞得公不公、私不私,難道不是威權秩序的殘遺?又如,蔣氏後人將兩蔣私人日記送到國外,據聞中研院已準備公開出版,但因其家人間意氣之爭而卡住。似乎蔣家的事,家人要公的就是公的,說私的就是私的。 


        像這類事情,連結著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責任,乃至紀念堂、陵寢等等,都可以算是兩蔣的歷史問題。戒嚴年代,這是不能碰的,碰了,二條一(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因此,公就是私,私就是公,這些都沒問題,二二八的責任問題當然也就不相干。問題是,現在還沒問題嗎?這些問題不有一個初步的解決,爭議將延續,受害者心理上的報復念頭、不平的感覺不會放下。那些有功有過的說法是提油救火。有沒有功有沒有過是歷史判斷的問題,怎麼解決歷史問題是政治性判斷。 


        是到了清理這些歷史問題的時候了。清理這些問題是為了寬恕。曾在耶路撒冷旁聽審判納粹份子艾希曼的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在建構她的行動哲學時指出,寬恕是用來解消過去的行為(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每一新世代的人的頭上),只有通過持續的相互寬宥,才能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出來,讓寬恕者與被寬恕者都從行動的後果中解放出來,並且用承諾來約束自己,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而與其對立的報復則只會無休止循環。 


        台灣是要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還是讓它墜入無休止循環的惡業中?這恐怕需要政治性的判斷。 (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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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5月 15, 2022



最近,立法院又開始在推動遷建事宜。除稍前的諮詢幕僚作業外。上個月開始啟動「新國會園區選址」拜會活動,由院長親自率隊造訪提議地所在之縣市政府,包括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及宜蘭縣政府,共有27處提議地點。希望討論後有結果。


另外,運作將滿 4 年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將在 5 月底結束任務熄燈,相關作業轉由相關機關承接。不久前,促轉會針對台灣最大的威權象徵「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提出轉型為「反省威權歷史公園」之規劃構想,作為轉型方案建議。這當然涉及「中正紀念堂」未來要怎麼處理的大問題。


對此當然有很多意見。從上世紀末立法院開始醞釀遷建以來,「中正紀念堂」一直被列為選項之一,但因整體錯綜複雜,就如其他選項,最後都不了了之。這一次,遷建與轉型兩大議題同時浮出,更多人對「國會遷建到中正園區」更有興趣。世紀之交,我與聞相關討論,更兩度在立法院策劃參與的立法院遷址計畫公聽會,發表過一些想法。但也都書空啾啾。很長一段時間,遷建的議題不太有人討論,直到轉型正義的議題顯著浮出,並有主張將兩者和在一起考慮的。


大約6年前,一則香港媒體的報導,使我在《蘋果日報》的專欄《蘋中信》中寫了篇〈從搬遷毛澤東紀念堂的報導說起〉,其後,因著時事,我陸續又寫了另外11篇(其中一篇是不署名的《蘋論》)跟這兩個議題有關的時論。


現在,《蘋果日報》已吹熄燈號。我檢視那5年寫的30餘萬字時論,所談的很多問題還沒過時,「遷建與轉型」就是。所以花點時間仔細重看,將相關議題匯在一起,放在網誌上,作個記錄。


陳忠信

2016816 · Facebook 轉貼《蘋中信》之引言


        在對岸,毛澤東紀念堂的存在,是很政治的存在。從建成以後,對該不該將之從天安門廣場搬遷,一直是一個爭議的話題。這除了政治權力問題外,很重要的是,要不要在思想上「去毛化」?在政治上,中共官方已經在19816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的歷史地位作出官方的基本評價,說他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對總體而言的毛思想,則沒有太多著墨。所以對岸對此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思想界,有全力維護之的毛左,有要「去毛化」的自由派、部分體制改革派,特別是一些「兩頭真」(指年輕時跟老來時對革命理想的真誠追求與反省)的老共產黨員。等等。


       在我們這裡,蔣介石紀念堂的存在,也是很政治的存在。從1975蔣介石去逝不久即決定興建,次年動土,1980年完工,剛好也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潮流慢慢浩蕩,也是爭議屢起。不同於對岸的,這裡的「去蔣化」完全是政治性的,不像對岸的「去毛化」有很重的部分是意識型態的、針對毛澤東思想的,因為蔣介石基本上沒有一套思想體系,只是以道統、孫中山的主義之繼承者自居,並以此粧點己身的正統性。所以,在我們這裡,沒有人在討論怎樣對待蔣思想的,因為,人走茶撤了!


        然而,台灣的首善之都的政治權力核心區存在著龐大量體的封建帝王陵寢式建築,去延續前現代歷史中最糟糕的一面,這對正在朝向自由、民主、現代性的台灣而言,實在不是很令人值得驕傲的「遺產」。如何處理這個歷史問題,我們一直沒有嚴肅而認真的思考、討論。這一點也許我們輸給對岸的一些熱心者。或許,我們受的歷史創痛沒有那麼巨大?還是什麼?


看到這一則報導,有感就寫了一篇短文:



蘋中信:從搬遷毛澤東紀念堂的報導說起

(杭之)      20160816日   《蘋果日報》     




        前些天,香港有媒體報導,中共高層已通過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發起的議案,把位於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遷至湖南韶山事宜列入新一屆政治局議事日程。報導還說,議案通過後,習近平在會上引述鄧小平等人的講話表示,興建紀念堂是嚴重違背相關決議的錯誤決定,並表示毛紀念堂的問題早晚要解決。


陵寢建築封建印記


這則報導的真假,我們很難判斷。但這樣的提議已經不是第一次。可以預見,是否搬走毛紀念堂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人死後建紀念堂並保留遺體供人瞻仰,其實是封建時代的印記。這大多見於古代帝王時代,現代比較少見,毛紀念堂是其中之一,另外像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河內市中心的胡志明紀念堂、平壤東北郊的錦繡山太陽宮等,都屬於這一類前現代的歷史印記。 


在我們正在紛攘地民主轉型的現代台灣,也有著這樣的前現代歷史印記。中正紀念堂就是一座幾近完整規格的帝王陵寢式建築,門樓、享殿、配殿、神路御道等陵寢建築的格式差不多都有。在近鄰的桃園大溪,更有著帝王意味鮮明的「先總統蔣公陵寢」、「大溪陵寢」,乃至五指山國軍公墓閒置的「蔣陵」,都鮮活地述說著這奇特的歷史錯置。 


從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毛、蔣這兩位死對頭死後會隔海出現相同的建陵紀念情節,並不奇怪,其精神源頭甚至可上溯國民黨當年形塑孫中山崇拜(中山陵)。這是將政權的正當性與權威性,建築在傳統社會帝王天命與近代社會政治威權結合的基礎上,以現代法西斯式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與帝王天命(董仲舒《春秋繁露》說:「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結合在一起,所以,領袖是超越政黨的、詮釋主義的。 


瞭解了這個玄妙的結合,那你就不會奇怪像台北這樣一個正在朝向現代性發展的城市會出現一座近似明陵、清陵的陵寢建築。 


中正紀念堂應轉型


20世紀(特別是下半葉)痛苦的歷史激發人們反思,歷史要往哪裡走?


上世紀70年代晚期開始,當兩岸各自的歷史發展開始新的階段,人們開始問一些以前不能問、不敢問的問題。228是怎麼回事?毛的歷史功過怎麼開?家天下的蔣介石呢? ……因此,毛紀念堂自建成後,就一直有爭議。


我們這裡,大約在民主化以後,中正紀念堂(對之反感的稱之為「中正廟」)存廢的爭議也一直不斷。


歷史是要前進的。當兩岸首善的現代都市,都存在著前現代歷史印記的帝王陵寢式建築,並引發爭議時,確實,早晚各自要解決。如果前述的報導是真實的,那應該不吝給對岸以掌聲。至於夾雜著族群、政黨等複雜意識的中正紀念堂如何處理,則是我們要嚴肅面對的問題,這恐怕不是拆留的簡單零和對峙所能解決的。


十幾年前,我曾兩度在立法院策劃、主持過立法院遷址計畫公聽會,提出將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成為國會殿堂及公民廣場的構想,希望能對歷史象徵意義的翻轉有些作用,而以新的民主公共空間摶塑新台灣的意義創造。


歷史的糾結早晚要解決的。我們是否意識到這個糾結背後的歷史意涵?是否該認真思考這問題了? 

(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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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2月 13, 2020

 

四十一年前那個寒冷的冬天(四)

對於美麗島事件的想法


        這次撲殺異己的大逮捕所牽連的人數上百。事件發生時時,國民黨正在召開四中全會,會中要求嚴辦之聲不絕於耳,更在社會上全方位發動口誅筆伐的譴責,氣氛極為肅殺恐怖,為二二八以來所僅見。經過大約二個月的秘密審訊,在國內外一些有識之士的呼籲,以及國際壓力下,蔣經國作出「公開審判」與「縮小軍法審判範圍」的重大讓步。這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未曾有過的。經過軍法、司法兩場公開審判,美麗島人沒有如國民黨內部一些人所期待的,認錯請求從輕發落,相反的,審判庭成了美麗島人宣講政治理念的講壇,透過媒體詳盡的報導,宛如進行了一次對國民黨威權統治體制的公開控訴,以及號召改革的政治訴求,這對接著而來的後美麗島時代的民主抗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審判很快告一個段落。受軍法審判的 8人,施明德被處無期徒刑、黃信介被處 14 年有期徒刑,林義雄等 6 人各處 12 年有期徒刑。受司法審判的魏廷朝等 33 人,其中的 19 人被分別處以 3 6 年不等的徒刑,其餘處數個月至 2 年徒刑,3人無罪 1 人緩刑。掩護施明德的高俊明牧師等 10 人則以軍法審判,處以 2 7 年的徒刑。另外,事件前一晚的鼓山事件姚國建等兩人被處以 3 年、2 年半有期徒刑。全案總計 206 年徒刑,一個無期徒刑,以及部分緩刑。總結此案,堪稱台灣繼二二八事件、中壢事件之後最激烈的軍警民衝突事件、政治事件。當天的衝突事件,通稱「高雄事件」,連同之前的民主抗爭、其後的「美麗島大審」,史稱「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有歷史的 - 結構性的原因,這裡只能簡單說個梗概。從 1949 年到 1970 年代之前,蔣氏政權統治下的台灣,其實是在一個借來的空間與借來的時間發展了二十年。韓戰拖住了解放軍攻台的計畫,並加速冷戰結構的形成,這兩大外在環境因素使蔣家政權得以在台灣構築一個「國家」state幾乎全然控制「社會」(society)的硬式威權政體(hard Authoritarian regime)。在這統治體制下,台灣的「國家」非常強勢,壓制著自主性很弱小的「社會」,而且這裡所說的「國家」又不是西方法治意義下的「國家」,而是「黨」在「國」之上的「黨國」,性質上更像蔣介石的老對頭毛澤東所說的「黨政軍民學,黨領導一切」。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之前。


        1970 年代一開始,台灣就遭逢連串的外交風暴:美國決定要把釣台列嶼隨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季辛吉秘密訪中、聯合國通過 2758 號決議、尼克森訪中、田中角榮訪中並與北京建交......。一波一波的外交風暴,衝擊著 1950 年代以來蔣家政權統治之合法性基礎。現在,隨著國際戰略形勢的改變,美國調整其國家戰略,聯中制蘇,原來那扭曲的、以「反攻復國」建構起來的歷史構圖,面臨著解構的衝擊。


        1970 年代一開始,台大學生運動開始這一解構「扭曲的歷史構圖」的過程,後來並與北美的保釣運動 (其後又分裂成不同流派)、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青年政治改革運動,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伴隨蔣經國全面接班這一國民黨內部的權力轉移,在解構「扭曲的歷史構圖」的同時,其實也同時試圖重構新的歷史構圖。這過程大約在 1970 年代前半初步告一個段落,並分化成不同的走向 : 與權力體制較親和的「革新保台」派,以及跟本土的地方力量合流的反對運動派。大約 1975 年前後,康寧祥、張俊宏創辦《台灣政論》,是一個里程碑式的發展。解構與重構的過程轉入另一個階段。那就是新一階段之黨外反對運動的興起。




        在這主流的改革聲浪外,有兩個有意思的潛流(指未在當下發生現實的作用,但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未來的發展)值得我們回顧一下。一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1.12.29),向國際聲明:「我們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 1500 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只顧私利而做出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人權既是上帝所賜與,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對內則呼籲徹底革新內政,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另一個是前已提過的,雷震寫了一份長達近三萬言的《救亡圖存獻議》(1972. 1.10)寄給蔣氏父子等五人,並聲明「此外未給任何人觀看,當然也不公開發表,蓋不欲增加當權者的困難,又熱望於諸公之能採納參考也 」。




                                 雷震《救亡圖存獻議》手稿,寫在10x25的稿紙上,共 110 張,

                                       這裡翻拍開頭及十項主張的部份。另一張則是給嚴家淦的信。

                                       翻拍自國史館「嚴家淦檔」



        雷震這份改革意見,不改當年《自由中國》號召改革之本色,直言「今日國家遭此空前巨難,全國人民一致期望於當權者,厥惟『變法以圖存,改制以自保』耳,且須趕快拿出具體辦法來,而且要求徹底的、根本的改變現狀,不是枝枝節節的敷衍應付而可以渡過難關的。」並提出十項具體建議,包括蔣介石任滿引退、放棄一黨專政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項:「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台灣人,開創一個新局面」結果可想而知,空留紙上聲。


        這時興起之新一階段的反對運動,有個上一階段沒有的新元素,那就是正在興起的新興中產階級。青年知識分子及新興中產階級結合草根政治反對勢力是 1970 年代一個很關鍵性的發展。1975 年《台灣政論》的創刊就是一個標誌。《台灣政論》可以說是本土政治反對力量長期受到壓制,而蔣經國接班改革的規模與格局又無法滿足高漲之改革期望下的產物。它雖然前後不到一年,只出了五期就被壓制下來,但它標誌台灣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


        我們回頭看一下,《自由中國》在雷震組黨時,主要的兩股力量是由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和台灣不受國民黨整編之地方勢力的結合。這樣的結合,社會基層的支撐還很薄弱。國民黨掌控強勢之國家機器一啟動,社會基底不夠厚實的改革聲音或集結,很難擋得住國家機器之強力碾壓。


        現在隨著 1960 年代以來,台灣被納入美日為主軸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加工出口累積資本發展經濟,慢慢的,一個新興中產階級出現了,社會自身的生機、活力日益壯大起來。相對於世界歐美日等國家,台灣政府的威權統治存在諸多不民主、管制、貪污、效率差等問題,這種種因落後的制度等造成的問題,使這群在全世界闖蕩、見過世面的新興中產階級有企求改革的心理,再加上許多無法言明的心理因素(特別是族群),他們默默支持各種改革訴求,讓整個民主改革力量壯大。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黨外運動最大的支持,不是來自於大財團,而是來自新興中產階級的緣故。


        從這樣一個脈絡來看,我們才能理解1970年代末、1980 年代開始,整個反對運動為什麼會看似突然的壯大起來。1977年,在五項公職選舉中首度出現黃信介、康寧祥帶頭串連整個黨外的助選活動。過去國民黨把你打散,郭雨新在宜蘭、郭國基在高雄、高玉樹在台北,台灣全島是散的,各自以「無黨無派」來號召選民支持,勢力沒有串連起來。這時首度以「黨外」把它串連在一起。「黨外」這個詞即「國民黨以外」的意思,頗有聯合所有反國民黨力量之統一戰線的味道。這種串連在日治時代就出現過,像文化協會當時就出現這樣一個全島性的串連,雷震當年組黨被抓,原因就是接連開選舉檢討座談會,要串連台籍地方政治人物。這種反對力量的串連、結合,就是後來組黨的先聲。


        在這樣的大氣候下,中壢事件發生了。中壢事件是台灣政治、社會發展史上極其關鍵的重大歷史事件。但事件發生後,隔天的新聞並未立即報導,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從未有過的標竿性的群眾事件,其統治秩序受到極其嚴重的集體挑戰。美國社會學者高隸民(Thomas Gold)在一本分析台灣的發展奇蹟的書中,就賦予「中壢事件」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他認為「中壢事件」是台灣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他分析這個事件的意涵,說台灣的「社會」(society)已經不再完全被「國家(state)監控壓制。過去,台灣的「國家」是非常強勢的,「國家」壓制著一個很弱小、奄奄一息的「社會」。現在,一個不受「國家」完全壓制監控的「社會」正在成長出現。中壢事件說明了台灣的「社會」已經壯大到不再懼怕「國家」的壓制,而要有自主的行動。確實,這就開啟了 civil society  vs. state 合理辯證互動的歷史契機。而這是民主轉型得以成功的基礎。


        接下來可以說是承繼此前累積的種種,進入台灣民主運動最動盪、但也可說是開花的階段。美麗島事件即是這階段的歷史性標誌。


        國民黨鎮壓以美麗島雜誌社為核心的社會反對力量以後,採取政治社會學家所說的「退縮正當化」(backward legitimation) 手段,非但不承認新崛起的社會力量及其要求,反而更加去壓抑與反擊,並為了合理化它對新興社會力量的壓迫,進一步地強化與尋求它原先支持者的認可與支持。然而,歷史的發展證明該項退縮正當化的措施是在錯估威權體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之下採行的。


        1980 年底,黨外人士在驚魂未定中參與選舉,多位被投獄者的家屬高票當選,社會對美麗島事件作了「複判」。至此,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遂行威權控制的能力明顯露出重大的破綻。國民黨想一舉撲滅黨外勢力的願望落空。從嚴密的「黨國」管控下成長起來之稚嫩的社會力量,沒有被掐死。這樣,美麗島世代完成了其為自由化、民主化之登場所必須的「衝擊威權體制,使之鬆塌」這一充滿整地意義的歷史任務。「黨外」的香火延續下去了!台灣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在20世紀的最後兩個世代跌跌撞撞地上路了!


        美麗島事件後不到十年,經歷一整個世代的掙扎、衝突、覺醒,在 1980 年代將結束時,台灣終於邁開了政治轉型的步伐。研究政治轉型的學者在研究了許多實際的案例後概括出,轉型開始的一個典型的標誌就是,不管是為了什麼理由,當現任的威權體制統治者必須為了向個人與集體的權利提供更安全的保障,也就是他必須制度性的鬆綁過去存在多時之制度性控制,從而不得不修改他們自己定下來的規矩的時候,轉型的時刻就到了。


        蔣經國在去逝前決定解嚴(1987)就是這樣的標誌。


        1989年,我在一篇紀念美麗島事件十週年的長文〈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中,曾這樣子總括:美麗島事件的發生,直接地說,是 1975 年以降,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與國民黨威權政體持續衝突以後,後者以鎮壓的方式暫時解決衝突的結果。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則是在國民黨的中央威權一元統治秩序下,威權政體本身與正在醞釀巨大變化的臺灣社會,在調整其間關係時,因相互缺乏處理衝突之歷史經驗與智慧,乃至共識,所造成的一次鎮壓結果。


        在那篇長文中,我也指出,從七○年代初期,國民黨強硬的威權體制出現危機開始,這一威權體制與台灣社會、經濟發展所孕育之民間社會力量之間,已環繞著其間的結構性緊張開始了威權體制邁向自由化、民主化之轉型這一不知結果如何的過程。在東方式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中,這種轉型是沒有前例的,過去只有一個專制體制代替另一個專制體制的歷史經驗。因此,要這樣的轉型非常順利、非常成功,沒有重大的歷史傷痕,並不是容易的事,除非威權統治者及反抗者都有著相當的歷史智慧,共同來創造使轉型得以順利進行的歷史條件,而其周圍也有著使這種共同創造成為可能的政治、社會文化條件。回顧過去,在我們習於兩極化之高壓控制及英勇反抗的社會中,這些顯然都是不存在的。在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中,我們習於一元的、線性的思考與動作,反抗就壓制,而且壓制到底;壓迫就反抗,而且反抗到底。我們不習慣於辯證,也不懂得辯證,更吝於從西方近代充滿辯證性的歷史中汲取歷史的智慧,特別是支配者。結果,轉型之進行只能順著不隨主觀意志轉移之結構性矛盾、衝突的解決,一步一步沿著血淚之路而行。


         我出獄後,在寫作中也不斷反省民主轉型的相關問題。我很幸運地看到,不管代價有多少,台灣的社會在美麗島事件後,差不多只經歷了一個世代的時間,就已經邁出自由化的腳步。台灣的社會在 20 世紀最後一兩個世代已經有了政治社會學家所說的「監護的民主」(tutelary democracy),也即有了競爭的、形式上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權力機器仍然保有去干預、去更正不符其心意之情勢的能力。這是一個當情況許可時會逆轉回去試圖復辟威權控制的不穩定情境。


        那麼,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民主化才能成功地達到不可逆轉的不歸點。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民主是一種處理並解決不同團體間之衝突的特殊制度,這一制度決定特殊團體去實現其特殊利益 ── 包括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其他資源的分配 ── 的能力。政治社會學家 Adam Przeworski 從一些歷史個案的研究中指出,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有兩個條件要滿足,一是舊的威權權力機器已經瓦解,二是新的政治力量選擇民主制度做為他們必須在其中為其利益之實現而競爭的政治架構。Przeworski 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所有那些聯合起來摧毀舊有威權體制的力量,通常都代表了特殊的利盒,也通常都會提出有關社會組織之不同的計畫,因此,他們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摧毀舊的威權權力機器的同時,也希望創造、建立一個新的、有助於實現自己之利益的政治制度。如此一來,便會出現一個混亂的局面,這時,一種使各種力量之利益的實現都必須在其中鬥爭、妥協的政治制度便很重要,它不止對抗與舊威權體制結合的力量,也對抗聯合起來摧毀舊威權體制的各連盟力量,使任何一股力量都無法專擅權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化的過程就是要把舊的威權權力機器分解,確立讓各種利益之實現必須在其中競爭、妥協的民主制度。因此,民主化的問題是要在各種聯合起來扳倒威權體制的力量中,確立制度性的妥協,而不只是要去扳倒威權體制。台灣的情形是,舊有的威權權力並沒有瓦解,只是削弱,它宣稱將自我轉型為非專擅的、而是競爭性的權力,與原來意圖摧毀就有勢力之抗爭力量共存、競爭。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這削弱而未瓦解的舊有權力張握比較優勢的權力運作地位,使得整個轉型的情況更錯綜。因此,要怎麼樣形成不斷形成之制度性的妥協,便成為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然,在某種條件下,從已經瓦解的威權權力機器分散出去的權力,仍會集中起來形成新的威權權力機器。這不是民主化,這是威權權力的轉移或復辟。換句話說,民主化是要把權力從一個人或一群人移歸到一組規則 (a set of rules),而不是要移歸給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


        從以上的反省,我們可以歸納出邁向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有三個方面是極具關鍵性的:第一,民主是持續衝突之制度化形式;第二,特殊團體實現其利盆之能力是由制度性之協商予以具體化的;第三,衝突之結果並不是唯一被決定的,而是不確定的狀態,也即在衝突的各種力量中,沒有那一種力量是被保證在衝突中一定會獲勝。換言之,沒有那一方可以完全掌控權力機器以監護衝突的過程。就這個意義而言,民主化是確立解決衝突的基本程序原則,更甚於解決實質性的衝突。只有當解決衝突的基本程序原則穩固地確立,並成為政治慣習,構成動態而穩定的政治秩序以後,公共生活領域中的種種實質性爭議才有可能在其中獲致制度性的安協。這三方面要成爲可能,「權力的分散」是一個重要的起始條件。


        不管是從鉅觀的歷史視界來觀察,還是從現實的政治局勢來觀察,美麗島事件之後,臺灣已經一步一步走過艱辛的荊棘道路,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化的政治轉型。但是,一個比美麗島世代「衝擊威權體制,使之鬆塌」這一歷史任務更艱鉅的任務,有待後繼者百尺竿頭。那就是一個健全之民主體制的建立。這是一個更需要歷史智慧和政治文化品質之制度性建構、秩序生長的民主重建事業。就此而言,在西方近代民主社會奠立過程中,曾使民主得以健全運作之具體條件,如成熟的政治文化,如具廣義之政治性格的民主的公共生活領域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如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多元的、自我組織之自由的民間社會 (liberal civil society) 等,怎樣能在我們社會中建立起來,使之茁壯成長,乃是一個必須努力的工作。


        1989年蘇東劇變,德裔社會學家 Ralf Dahrendorf 仿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反省法國大革命的方式,寫了一本小書《歐洲革命的反省 ── 寄到華沙的信》(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改稱《新歐洲四論 ── 寄到華沙的信》,以下引文出自該書)。他在書中討論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時這樣說:


        「憲政改革的正常過程至少需要六個月時間。沒有六年之長,

            看來人們也體會不到經濟改革帶來的好處。通往自由之路的

            第三個條件,是必須提供一個社會基礎,它將憲法和經濟從

            弱不禁風的狀況轉為能經受得住內憂外患。要打下這樣的基

            礎,六十年時間才勉強足夠。」


他說的基礎就是公民社會。正如他接著說的,關鍵是公民社會,「沒有公民,律師與政治家也就前功盡廢了。」我覺得這個反省非常有深遠意涵。


                              Ralf Dahrendorf 在1990年東歐遽變後不久,寫下這本小書。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四十年前,《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詞〈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中曾有這樣的豪語:「讓民主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四十年來,台灣人民確實奮力抗拒了軍事特務統治的威脅,培育了充滿創造性活力的自由公民社會,建立了我們基本的民主制度。然而,我們也清醒的看到,這一些,正面臨著來自中國的威脅,一個有著東方專制主義內核的黨國體制正對我們虎視眈眈;另一方面,像 Ralf Dahrendorf 所強調的,要能建設一個能經受得住內憂外患之公民社會基礎,才能實踐「讓民主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之豪語。


                                          Reinhold Niebuhr(1892  -1971)


        美國當代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深刻地指出:「人趨向正義的潛力,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但人墮入不義的傾向,則使得民主成為必需。」(參見其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1944,  第一版前言 我在牢獄中讀到這樣的智慧結晶,感觸很深,時時會浮現心頭,激勵我的信心!就以此對這段回憶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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